[摘要] 当国务院近日宣布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时，不知道有多少会新生感慨。有人感慨，政策总在无用时悄然出现，因为如今很多地方农业户口的价值已经远超城市户口。更多人感慨的是，曾几何时，农转非是多少中国人的痛，无边的泪水在漫天飞舞。一个国家，两个世界，户口决定命运。
本报讯（记者：陈事美）当国务院近日宣布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时，不知道有多少会新生感慨。有人感慨，政策总在无用时悄然出现，因为如今很多地方农业户口的价值已经远超城市户口。更多人感慨的是，曾几何时，农转非是多少中国人的痛，无边的泪水在漫天飞舞。一个国家，两个世界，户口决定命运。今天本报刊发追忆文章，来源《国家人文历史》，作者李崇寒。
妈妈，对不起，我希望你和爸爸协议离婚，等我转成非农业户口，你们再复婚，因为同学都笑话我是修地球的。
——80年代初期某女孩写给妈妈的信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规定》强调：“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从其他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格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迁往大市……应适当控制”，要求几年内把市镇无户口的人员基本动员回农村。之后公安部具体出台“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此时距毛泽东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已有十年。其间，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怀揣着建设祖国的理想与激情，奔赴祖国的农村、边疆，在“广阔的天地”挥洒他们的青春和汗水。当年毅然决然放弃城镇户口，打算永远献身农村的知青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项曾被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里的一项社会实验”竟会在短短十年间潦草结束。他们更不会料到，重新落户城镇竟比登天还难。
返城前奏悄然奏响
1978年上半年，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当年春天，各地响应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相继放松了下乡知青病、困退的限制。有些大城市还进一步简化了办理病、困退手续。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和天津市公安局向接收安置过本市知青的各省、区发出了关于商洽“病返”、“困退”简化手续函，提出今后办理本市知青“病返”、“困退”，公安机关不再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办理有关手续。这样，集中地、成批地办理病退返城，很快在知青中引起连锁反应。
办“病退”必须长期凑“病历”，大量青年离开生产岗位到医院看“病”，然后以“病人”自居，变成了长期性和间断性“病号”，不出工，不上班，整天凑在宿舍里打牌、算命、小会餐、睡大觉，上班的寥寥无几。当年的生力军很快被“家属大军”所代替。
一些知青为了捞到医生的病退诊断书不择手段。为了返城落户，有一位已婚知青，见同时下乡的同学纷纷返城，实在忍不住了，便跟爱人吵架离婚；批准离婚后，他叫爱人用木棍猛击后背，打成脊椎板裂，到医院说是自己摔坏的，要求病退。到后来，“病退”条件越来越宽。无论是弱不禁风、重病缠身的，还是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知青，都把病退当作最便捷、最省力的返城之路。据统计，这个时期从农村转回城镇的知识青年有650多万人。
此外，已婚知青亦请愿不断。当时中央的政策是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限制：一是已婚知青不能回城，二是凡是国家安排过的，像是上过中专的，无论是被安排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山乡小学，只要工作了，领国家工资了，就不能回来了。
1978年，已婚知青已达85万人，以女性居多，而且多是与当地农民结婚。这部分知青拖家带口，生活困难大，最难安置。他们自知已落到社会底层，前景黯淡，也就不再存什么顾忌，往往带头请愿、闹事。1979年春，各地已婚知青纷纷要求返城，与农民结婚的青年也离心似箭。有的知青干脆离婚，或者弃家返城不归。有的农民写信给知青办，要求“还我老婆”。还有的地方为此发生自杀、凶杀案件。
诸如种种，皆为返城落户，到70年代后期，这种风头日趋强劲，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抗争最为出名。
云南知青“破冰”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窘困处境、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诉说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
其时，“四人帮”倒台，政治风向标开始转向，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疲态尽显。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到了该解决的时候。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提出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这封联名信按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后杳无音讯。11月16日，知青们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联名信公布后，不到十天，签名者超过万人，盛况空前。
恰在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激起知青情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要求立即组成请愿团北上，发着高烧的丁惠民被知青们强行抬过了澜沧江。
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
出人意料的是，在临沧耿马勐定农场，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绝食事件。当时，中央调查组进入勐定调查，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当调查组组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接见绝食代表时，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
在赵凡的最终协调和敦促下，1979年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涌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不久后，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波及各大垦区，上千万名知青在短短几个月里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
然而真正回家的路远比想象中的艰难，当年轻易放弃的城镇户口，如今已成为部分返城知青心中永远的痛。它们就像被遗弃的空头支票，斜躺在历史的角落里。
艰难返城路
1993年，周敦福终于把自己的口袋户口，变成正式的上海户口，从1963年花一分钱迁出户口进疆，到重新成为上海居民，整整过去了30年。
五十年前，十万青年从繁华的大上海，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时，国家刚刚经历过大饥荒，边疆动荡贫穷，城市发展规模严格受限，大量城市青年被剩余出来，无法就业和升学。在热情的农村理想和发展现实的双重驱动下，知识青年远赴穷乡僻壤的蓝图被勾勒出来。周敦福作为其中一员，头也不回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位于阿克苏垦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一师，是上海知青较为集中的地方。它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边缘和天山山脉之间，临近苏联边境，距上海数千公里。那里地广人稀，环境艰苦。多年来，已先后有一万多人通过各种方式调离垦区，有的甚至冒险逃跑。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部门调整了知青政策，大批下乡知青潮水般涌入城市，加剧了新疆农垦系统知识青年的人心浮动，其中，上海青年情绪。1978-1979年间，被分配到其他省区的上海知青基本返回了城市，惟独分配在新疆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们，在返城路上步步荆棘。
1979年初，南疆阿克苏农一师五团的顾幸运听到广播里宣布知青回城政策，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开始有了转机。
不久后，阿克苏垦区各团场相继成立“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简称“上青联”。1979年2月24日，新疆农场上海知青赴京上访团出发。但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在北京交涉的52天里，身份认定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从最初的支边青年到后来的支边知识青年，上访团虽在名义上争得了返城权利，但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张秀山和国家农垦总局领导人，以“当年从上海动员大批青年到新疆，是完全正确的”指示明确告诉他们，回上海的要求既是错误的，也是不合理的。他希望青年从国家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不要随波逐流。
当时的上海已有1100万人口，其中市区600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平均密度为3.8万人，比纽约还高一倍。如果上海支援边疆、支援内地的100万人都回去，将给上海造成很大困难，给边疆和内地造成很大损失。中央认为这样做只会引起一连串消极后果，因此对青年的返城要求自然难以接受。
请愿团回新疆不久后，农场领导就宣布“上青联”是非法组织，勒令立即解散。5月，以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王孟闲为组长的工作组到阿克苏垦区进行调查。7月，国家农垦总局又派出以副局长刘济民带领的调查组，分赴各团场听取意见，召开座谈会，进行说服教育。尽管如此，各级领导机关对知青闹返城的态度仍为：“上青联”是非法组织，应立即解散；以回沪为目的的要求是无理的，为此所举行的罢工、怠工、串联、集会等活动都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止。由于双方观点差距太大，政府机关的这些工作收效甚微。
1980年秋，阿克苏垦区形势日趋紧张，11月中旬，三四千名知识青年涌入阿克苏市，占据农垦所，他们游行示威，争取舆论支持，要求返沪。下旬，闹事知青再次组织起来，举行了100的绝食活动，提出“户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苏，坚决回上海”等口号，绝食人数从最初的近600人逐步增至1300人。12月11日，上海知青请愿大篷车队途中翻车，3名知青遇难，阿克苏地委终于发出给知青签发户口的文件。
那几天，拿到户口的周敦福沉浸在回城的喜悦中，他把家里边所有东西都卖掉，加紧往上海跑。可惜好景不长，新疆农垦系统一些单位擅自决定为知青返城开放绿灯，并未得到上级机关批准。将大批知青一下子放回，使上海市受到巨大压力。结果，发出的户口准迁证被宣布无效。上海市表态，不予报进户口，不做工作安排。南疆全部戒严，所有的交通要道都不让通行，上海知青无处可回。
据《人民军队在新疆》一书记载：为了迅速平息事端，新疆军区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派出东疆军区部队至上海知青集中地区和交通要点。在5个多月中，制止、劝阻和收容了1万余名争取回沪的支边上海青年，稳定了4万余名上海知青的情绪，打击了策动闹事的骨干分子，恢复了闹事团场和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1市5县的社会秩序。
1981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指示，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解决新疆农场上海知青问题。双方经过协商，议定了《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基本精神是，坚决贯彻把大部分“上海支边知识青年”稳定在新疆的方针，分期分批地把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商调或迁回上海。不幸的周敦福恰好属于被“稳定在新疆”的大多数，于是，他再次登上西去的列车，1987年，又举家和不少上海知青一起从新疆倒流回城。
直到1992年，上海的户口政策才对那些滞留的黑户知青开禁，同时他们被要求写下保证书：不向政府要工作、要房子。五六年后，黑户知青得到了每月两三百元的补助。
1993年，周敦福终于拿回上海户口，成为真正的上海人。“到1995、1996年，只要新疆回来的，在上海待满十年以上，户口全部好报，”周敦福提到。只是因这农转非带来的伤，恐怕将永远停留在上海知青的心中，那些因历史留下的伤痕，在时间面前依旧无法消解。
户籍制度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1984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吃议价粮，办理《自理口粮户口簿》和《加价粮油供应证》。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随后，户籍制度松动，农民交纳一定数额费用就可成为当地市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由此点燃。1994年上半年，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该收入高达250亿元。尽管如此，户口制度的基本特征仍然保持不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户籍制度，依旧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20世纪80年代后，成千上万农村劳动力涌向沿海城市务工经商，尽管他们有机会在法律上进行登记(比如通过“自理粮户口”和试点城镇户口)，但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了国家的社会福利义务较少的城镇和小城市。他们可以被边缘性地归入“暂住人口”(没有多少保障和城市福利)而获得在大城市务工的机会，但正式的迁移只对极少数富裕的农民或者那些拥有很高学历的人开放。
不配套的户籍法规与政策导致大量的人户分离现象，给国民经济发展、群众利益的保障及社会稳定等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痼疾必将继续存在且不断深入，如何改革户籍制度，要不要对它进行彻底改革成为了全民心中的疑问。
（参考资料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杨云彦《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凤凰网知青频道 ：返城知青生存路——家在上海、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南方人物周刊《异乡人：记录上海知青后代》、赵文远《现代中国户口迁移制度变迁的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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